戊戌維新的貢獻
戊戌維新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革，或者按通常的說法，是一次大的變法。不過，嚴格來講，單從百日維新提出的改革措施來看，它還談不上是一次制度變革，雖然變更制度已經作爲一種目標被提出來了。如果這次變法沒有中斷的話，可能它還是能夠走到變革制度的層面上去。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內知識界常常對傳統中國的變法進行討論，通行的觀念是將中國在晚清時候的變革梳理出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遞進過程，而戊戌維新所處的正好是第二個層次。雖然在今天看來，戊戌維新真的還沒有到達這一層次，但如果走下去，它的發展趨勢仍然還是能夠預期的，它的確開始對當時的政治制度進行檢討。
上一講說過，今天我們關於戊戌變法的歷史敘事，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襲了康梁這一批來自廣東的知識分子對變法的描繪和記述。所以我們一提到戊戌維新，首先聯想到的可能就是康梁主導下的變法，但其實在當時，有許多人都在變法。陳寅恪先生就曾經提到過，他的父親陳三立和祖父陳寶箴等人都曾在變法中發揮很大作用。當時朝中一些傾向變法的大臣也曾參與到變法當中，可能以張之洞爲代表的一批原先的洋務派官僚在此時也進一步推動了變法，這就是戊戌變法的另一種敘事脈絡。此外，江浙的士人可能對變法也有自己的一套歷史敘事邏輯。所以，戊戌變法在當時是存在多箇中心、多條路徑的。我們後來過多地強調了康梁主導的變法，其實陷入了很大的誤區。今天我們回頭審視戊戌變法，第一步就是要從這種傳統敘事中跳出來。如果我們不把戊戌變法侷限於“百日維新”，而是往前推的話，就會發現，變法其實是一幅非常壯麗的畫卷。
正如後來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戊戌變法是一場很大規模的思想啓蒙，很多士大夫也樂意被它啓蒙，大家都拼命地找有關西學的書，拼命地想到底該怎麼變。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痛了國人，而日本之所以厲害，據說也是因爲學西方學得好。於是當時中國就出現了一種學習日本的風潮——既然日本學西方學得好，那麼，我們學習西方就可以先從學日本開始。這種心態得從兩方面分析。一方面，我們以敵爲師，我們向打敗了我們的人學習，這種心態很好，反映了國人的氣量。另一方面，這種心態也隱藏着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想走捷徑。我們認爲由於日本人學習西方已經學得很好了，而且日本也是東方國家，與我們文化接近，因此可以直接模仿。後一種心態其實一直貫穿中國人學習西方百餘年的歷史進程，我們在民國後學習俄國，也是這種心態在作祟。一提到向西方學習，國人總是希望找那種現代化發展特別快的國家爲樣板，以爲這樣可以抄小道，省去冗長的步驟，可以把別人先進的經驗或成果拿過來直接用，然後就能迎頭趕上。
那個時候，在西學東漸這一主導潮流中，其實還有東學之漸。東學不僅僅是指日本的傳統文化和學術，更重要的是日本學習西方文明的成果。受這一社會潮流的影響，當時國內很多地方開設了東文館（日文館）。這在當時中國，特別是沿海地區，是非常普遍的，而這正好是康梁等廣東士人沒有觸及的領域，東學之漸的風潮並不是康梁等人開創和引導的。除了東學之漸外，當時的媒體也在勃興。其實在此以前，中國就有傳教士辦的報紙，如《萬國公報》，此外還有一些商業性報紙，如《申報》之類。但這些報紙的發行量都不大，基本都侷限在以租界區爲中心的地域空間裏，讀者面也很窄。但這一時期由傾心改革的士人所創辦的報紙，比如《國聞報》、《時務報》等，都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力，全國的很多士大夫都喜歡看。自從有了《時務報》，梁啓超的名聲便超過了他的老師。康有爲在萬木草堂裏培養的這些弟子，並非就屬梁啓超最優秀，陳煥章、徐勤等人的學問不亞於梁，梁之所以在變法之前即聲名大噪，就在於他主持過一段時期的《時務報》。梁啓超憑藉《時務報》這一平臺，極大地放大了他自己。陳獨秀曾回憶，在戊戌維新時代，稍微有一點變革思想的知識分子都是康黨，其中的緣由就在於有傳播廣泛的《時務報》。到後來*等人成長起來的年代，康梁已經是朝廷的通緝犯了，但他們開始學習作文時，受的都是時務體的影響。梁啓超的思想和文風對當時以及後來的青年的影響特別大，學堂的學生一寫文章，全是時務體，而且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清政府開始新政，其實還是時務體的天下。
回到正題。我們其實必須搞清楚，戊戌變法最重要的貢獻，不在於百日維新。百日維新真的沒什麼了不起的變革，它的大多數變革都還停留在傳統政治層面，如淘汰冗官、裁撤閒置的衙門等。清朝督撫同城，比如在湖北，湖廣總督和湖北巡撫都在武昌開府，那麼實際施政時究竟該聽誰的？所以提議裁撤一個也是很正常的。還有些衙門，比如漕督，此前漕運改海運已經很長時間了，從江南向北方調集糧食早不走大運河了，那麼還要這個衙門幹嗎呢？還有一些是旗人的特權部門，比如北京的五城公所，就是專門負責打掃衛生、清理陰溝的一個部門，類似現在的環衛局。北京城過去就一條大的下水道，衛生一塌糊塗，每三年正好舉人進城會試時來疏浚地溝，但是錢卻花得挺多，所以後來百日維新就打算把五城公所裁了。此外還有海關監督，這是個閒差，海關當時是個外包機構，完全由赫德及一幫洋人主持，但是海關監督是由旗人擔任的，其實它根本起不到監督的作用。這些旗人機構當時都成了改革的首要處理對象。最激烈的一項，就是科舉考試廢八股。注意，不是廢科舉，現在很多人寫文章都說百日維新廢科舉，沒這回事，它只是想廢八股，就是保留選拔人才的形式，但改變選拔的內容和標準。這已經是最激烈的了，當時也的確讓很多讀書人不適應。他們讀書幾十年也就會這個，現在突然宣佈不考這個了，考別的他們也不會，那可怎麼辦？這確實是讓一些讀書人很痛苦的事情。而別的許多改革，對比中國傳統王朝的政治改革，其實都沒有什麼大的飛躍。比如他們提倡工商業，以前也提倡，只是現在將這一政策明文規定出來而已。說實話，中國傳統政治從沒禁止民間去搞工商業，誰能拿出證據，告訴我說傳統王朝不允許百姓搞工商業呢？沒有這樣的說法。私人辦廠也一直都存在，只不過形式不一樣，有集中的也有分散的而已。
清政府對於變法的態度
百日維新所提出的那些變革，對於傳統政治下的變革而言，確實沒什麼本質上的躍進。但爲什麼它會搞不下去呢？一般給出的理由是頑固派勢力太強大，頑固派的首領西太後從頤和園跑出來，扼殺了變法，殺了六君子，把光緒囚禁到瀛臺，雲雲。這些其實是結果，究竟是什麼導致了這些結果呢？我是不贊成僅僅用頑固派勢力反撲來解釋變法爲何失敗的。當時的確有不想變法的人，但戊戌時期，已經沒有人敢像當年抵制洋務運動的理學大師倭仁那樣，喊出“以忠信爲甲冑，以仁義爲幹櫓”的口號，希望利用中華傳統文化來抵抗西方了。實際上大家都能意識到國家將面臨瓜分危機的緊急局面，都明白只有變法纔是解救這個王朝的唯一出路，沒人敢去質疑“變”的必要性，人們質疑的是該怎麼變。很多人對此並不清楚，只是當改革觸到了他的利益時，他可能會本能地表示出對改革的抗拒。
在這裏，我們其實還遇到了另一個問題，就是滿人政治的問題。剛纔我提到了百日維新時期部分的改革內容，大家也能看到，滿人的好多特權都在改革中被碰到了。這個改革，千不該萬不該，不該那麼早觸及滿人的利益，只要碰到一項滿人就會吵翻天，更何況碰到了那麼多項。錢穆先生曾講過，清朝政府仍然是部落政治。這個論斷不是沒有道理，在滿族皇帝統治的背後，確實有一套部落政治的邏輯。表面上是學明朝的制度，就是從表面上看，我們覺得它像個漢人王朝，跟此前漢人的統治都一樣，但在背後，其實存在着一個滿人自己的部落政治體。作爲統治集團的滿族貴族，首先屬於一個大的統治民族，因此，統治者必須把滿足滿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過早地觸及這些人的利益，這些人可能不會站出來反對，也不大可能敢堂而皇之地以奏章的方式寫出來讓皇帝知曉，但是他們會在背後操作，非議、流言、暗箱運作等非制度化溝通是非常厲害的。他們通過各種方式交通信息，比如王公貴族之間的相互串門，或者有事沒事去頤和園西太後那兒嘀嘀咕咕，這些方式威力很大，不可小覷。慢慢地，京城裏種種流言蜚語、造謠、恐嚇都有了。別看這些八旗老爺在面兒上什麼都不行，但幹這種事是非常非常厲害的。當然不光是滿人厲害，漢人也厲害，這個是傳統。
而這個時候，統治集團其實已分裂成“帝—後”二元結構。光緒帝在甲午戰爭前就已經親政了（皇帝滿十六歲親政是清朝自康熙以後的不成文規矩），從理論上講，皇帝親政以後，太後就不能掌權了，但當時西太後仍然掌權。同治帝駕崩後，西太後選擇光緒帝來繼承帝位，其實就已經明確地表達出想繼續掌權的意思。當時這一選擇在朝中引起過一場很大的風波。因爲光緒和同治都是“載”字輩的，選擇同輩的載湉當皇帝，就意味着同治帝無後。而滿人入主中原後，已經接受了漢人的那一套宗法觀念，即宗族內不管哪一支脈都不能因爲沒有後人而斷了香火，絕嗣是個大忌諱。所以在明面上，這是個很大的問題，西太後怎麼能讓自己的兒子絕後呢？最後的解決辦法是，一旦光緒帝生了兒子，就兼祧兩家。也就是說，這個兒子既是光緒的，同時也是同治的。且不論到最後光緒也沒生齣兒子，這個解決辦法本身就是很牽強的。按道理西太後應該選擇下一輩，也就是“溥”字輩的皇室成員來當皇帝，這纔是正當的。但若選了“溥”字輩的，那麼她就變成了太皇太後，稱制的理由就更牽強了。後來吏部主事吳可讀在同治帝的大葬典禮上，尸諫西太後，要求將來載湉生了兒子，仍舊承繼爲同治帝之子，使“大統有歸”。這個事當時鬧得沸沸揚揚的，但仍然改不了西太後的專斷意志，她就是要掌權。所以即便光緒親政後，西太後仍然掌着權。
今天我們一談到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總是把西太後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當成她的一大罪狀。其實，這個帽子扣到她頭上多少是有點冤枉她了。她在一下子掌了那麼多的權後，個性實際上是有點異化了，掌權、玩權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所有關於西太後守寡後的風流韻事都是時人瞎扯出來污衊她的，因爲她最忌諱這個，一旦真有這個，她就不能當權了。當時，儘管她掌了大權，但政敵很多，滿人對貞節問題本來就比較在意，一旦被人在這方面抓住什麼把柄，那麼不僅權掌握不了，連太後也沒得當了。所以，她可能是長期性壓抑導致心理有些變態。西太後身邊的宮女後來回憶說，西太後其他方面都好，就是看不得身邊的人性生活幸福。比如選皇後這種事，西太後對同治是沒辦法了，他就只喜歡阿魯特氏，畢竟是親兒子，她沒有幹涉。但在替光緒選皇後時，她堅持要選一個最醜的。看看光緒帝的隆裕皇後，長得根本就沒有皇後之相。我曾經就辛亥革命寫過一本書，後來出版第一版時，編輯找了一幅珍妃的像，把她誤當成隆裕了，結果很多讀者都看出來那圖片配錯了。隆裕跟珍妃差太遠了，不是因爲珍妃長得很好看，而是因爲隆裕長得太不好看了。西太後不到三十歲就守寡了，她生活中的所有樂趣都是玩政治，她把她的生理需求全都昇華到這兒來了。至於修築頤和園，其實是光緒的意思。光緒是想修好頤和園，讓西太後去那裏養老，這樣他就可以真正地親政了。所以，對修頤和園最積極的是光緒帝。但即便如此，他也得在對外解釋時找個名頭。當時的說法就是，挪用海軍軍費不是爲了修頤和園，而是爲了修一所滿人貴族海軍軍官學校。現在頤和園的昆明湖裏還有兩艘輪船，當時也的確有個學校，只不過學校是幌子，實際上就是給西太後準備的一處行宮。當然，這處漂亮的行宮並不能滿足西太後，她不願意窩在這裏，即使到了京郊，她仍然想把持朝政，玩政治。
在那個時代，女人掌權確實有太多的障礙，畢竟社會是一個男權社會，沒有給女人留下任何從政的機會，沒有哪個制度是爲女性掌權而設計的。但也必須承認，傳統的倫理、道德思想中存在一些因素爲女性掌權留下了空隙，比如說孝道。孝道不僅僅是指向父親，也會指向母親，那麼，當父親不在了的時候，母親死活要出來幹政，做兒子的能怎麼辦呢，能把母親拍死麼？這在過去是不可能發生的。所以當母後很強勢、有權力慾，而皇帝還很年幼時，太後幹政的現象就會出現。當時在制度上的確沒有給女人留下位置，但是政治思想上又是強調以孝道治天下，忠孝二義一直是歷朝統治者所強調的核心統治觀念，這種倫理性的政治結構本身便存在一些後門。
不過從後門上位的西太後，要想在皇帝親政後繼續幹下去，障礙真的是太多了。幹好了還行，稍微幹得不好，所有人都會合夥對她進行攻擊。甲午慘敗，沒有人罵光緒，因爲大家都知道實權還是爲西太後所掌控，所以每個人都罵西太後，不論滿人還是漢人。這中間有很多理由，有的其實也帶有巫術性質，即把中國失敗的原因歸於女人當家。所謂“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母雞打鳴，就是家門不幸啊。這的確對西太後多少不太公平。當整個社會的輿論都將抨擊的火力對準西太後時，她的問題就來了，整個國家、朝野上下都逼着她退位。時任兩江總督的劉坤一曾在覲見時直接勸西太後讓權，西太後辯解稱自己並“不似漢太後，聽信十常侍輩”。當時李蓮英也被人罵得很狠，其實李蓮英沒有干預過朝政，沒對任何軍國事宜有過隻言片語，他是個老實人。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他就沒有權力，他是西太後信任的人，衆大臣自然會拍他的馬屁，以此間接瞭解西太後的動向，這樣下次在朝會時就會比較合乎太後的心意。
在這個時候，西太後的處境是非常尷尬的，一直被人指責和埋怨，自然只有逐步放權。因此，此時主持變法的大權真的就落到了光緒的手上。西太後去頤和園了，雖然她也規定了大事還是得去向她彙報，但她也明白，一旦變法成功了，那麼她這個太後也就沒用了。因爲與她相比，光緒無論從制度還是理論上來講，都是正統的、合法的統治者，而且他已經成年，表現也一直都不錯，很有爲，很想做事，不願做亡國之君，衆大臣也都同情他。光緒唯一缺的東西就是事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政績。西太後雖然在甲午之後被罵得厲害，但在此前畢竟也促成了同治中興，很多封疆大吏都是她提拔的，這個功勞大家都認賬。此外，光緒也沒有得到人才的襄助，但只要他的威信和政績建立起來，所有西太後的人都會倒向他的，因爲光緒是一個在制度上合法性特別強的統治者。所以，如果變法成功，西太後可能就真的退休了。有個故事，講的是有一天榮祿去頤和園看西太後，西太後在扎花，榮祿就乘機拍馬屁，說老佛爺的花扎得真好啊。這時西太後長嘆一聲：“往後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這話說得很無奈，可見她非常惆悵。西太後實際上是不願意幹這個的，她是個政治女強人，一旦不玩政治就非常難受。可見，這個帝一後結構在當時就是個大問題。
而由此來想，西太後怎麼可能是頑固派呢？她不像倭仁、徐桐那樣有深厚的理學基礎，因自身所受的教育而希望恢復儒家的文化傳統，而且在此前的洋務運動中，她也是持支持的態度。可是，爲什麼後來她的確是被頑固派擁戴出來的呢？這裏面有着二元政治結構的微妙。西太後眼睜睜地看着自己逐漸喪失權力，這當然是她不願意看到的。與此同時，變法所得罪的恰恰又是那些有權勢的人，他們雖然不幹事，但可以包圍西太後，影響她的想法。如果西太後還有實權的話，那麼她是不會待見這些人，也不會聽這些耳旁風的。但在她將要喪權的時候，這些話就能聽得入耳了。凡是說皇帝或者新法不好的話，她會越聽越入耳。相應地，她對光緒的態度也越來越不好，即使是沒什麼事兒，也不給光緒好臉色看。這些事都是常見的，傳統的叫法是“婆婆的武器”，意思是婆婆整兒媳婦的武器。婆婆看媳婦不順眼了，不一定會打她罵她，但會經常性地弄出一些花招來，比如不理她，不跟她說話，媳婦說話時假裝沒聽見，顧左右而言他，等等。在禮節上小輩又不敢反抗她，也不敢追問她，所以這種武器能把人弄得非常難受。現在西太後把這種婆婆的武器用在光緒身上，時間長了光緒就受不了，感覺壓力特別大。他逼急了就下了一紙密詔，這密詔不是給譚嗣同的，是給楊銳的。因爲楊銳相對比較保守，比較穩重。順便說一句，像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四小軍機”是光緒在變法中比較大的突破。因爲新法實施在制度上有太多的阻力，舊官僚阻撓重重，軍機處的章京也不玩活，光緒沒辦法，只得再在軍機處安置四個聽他話的小章京。章京就是軍機處裏具體辦事的人員，就像科室的文員一樣，負責具體的文件政務處理，軍機大臣就是最後把關的。光緒在軍機處安插的這四個軍機章京，就相當於他在變法中的左右手。楊銳在這四個軍機章京中是相對保守的，畢竟他是張之洞的學生。光緒給了他一紙密詔，問他們有沒有什麼招數，用出來既能討皇太後歡心，又能把這些阻撓變法的頑固大臣幹掉。光緒爲此事很着急，但是很顯然，大家沒什麼辦法。
後來，就是譚嗣同出面了，打算冒一次險。當時維新派人士準備去分頭遊說各路新軍將領，最初覺得可能比較傾向變法的是聶士成，還有就是袁世凱。袁世凱參加過保國會，的確比較新，而且手上也有一支七千人的天津小站新建陸軍，所以譚嗣同就去找袁世凱。他一去就把這事挑明瞭，希望袁世凱帶着他的七千兵馬進京，包圍頤和園，逮捕西太後，發動一場政變。但是，譚嗣同跟袁世凱平時沒什麼交情，袁世凱對變法的擁護也沒達到願意以命相搏的地步，現在譚嗣同突然冒出來讓袁世凱造反，你讓袁世凱怎麼辦？他只能上報，他若是不上報，那麼自己也會完蛋。所以，我們真的不好埋怨袁世凱告密，這種軍事冒險，擱誰頭上誰都受不了。退一步說，即使他願意出兵勤王，他也辦不成，他的這七千新軍又不是什麼野鵝敢死隊之類的僱傭兵，也不是特種部隊。當時光頤和園外圍的護軍就有兩三萬人，此外還有北京其他系統的軍隊，就算這些都是豆腐渣，但他們至少能保證西太後不被抓走。後來的八國聯軍的戰鬥力要比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強得多，但他們也沒抓住西太後。所以我覺得，後來的歷史都在罵袁世凱是有點冤枉他的。設身處地地想，他也沒辦法。
這種軍事冒險一旦被披露，就給了西太後一個機會，她很快就把整件事情都怪罪到光緒的身上。西太後從頤和園殺回紫禁城的時候，非常痛心地罵了光緒帝一頓，她認爲是光緒主謀派遣袁世凱去帶兵抓她的。她痛斥光緒是個不孝的畜生，什麼當年抱你進宮的時候你才四歲啊，臍帶還不幹，老是溼，說是有問題，我就天天替你擦，晚上一打雷你就叫，你就哭，還得我哄着你，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養大，你居然這樣啊，等等，西太後就像農村老太太罵兒子不肖一樣。她確實有她的委屈，但在這種玩政治的女人身上，這種委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裝出來的。在囚禁光緒的這段時間裏，西太後經常變着戲法地折磨他，比如在宮裏演《天雷報》，就是天雷劈死不肖子的戲，讓光緒看着，看完了還要談體會。光緒也沒法辯解。
發展到這一步，變法肯定是不行了。西太後也不是想盡廢新法，但是如果不盡廢新法，她可能就很難得到那些頑固派勢力的支持，難以再度臨朝。最後她只留了一個京師大學堂，因爲開辦一所學校也不容易。但當時的京師大學堂其實並沒有運作起來。而變法中那些廢漕督、取消督撫同城之類的措施，本來是可以實施的政策，也被廢除了。所以，戊戌維新後，中國政治出現了一次嚴重的倒退。
那麼，仍然是剛纔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變法失敗，真的是因爲頑固派勢力很大嗎？當然他們是有勢力，但勢力大到什麼程度，這個不好說。我們在評述東方國家的改革時，要麼習慣用階級觀點看，要不就是用派系觀點看，其實我覺得都有問題。如果說中國在戊戌維新時期頑固派勢力大的話，那麼日本在明治維新時的頑固勢力豈不更大嗎？連長州、薩摩藩那些主導變革的武士都是以“尊王攘夷”相號召，可見他們的保守心態比我們還重。這個時候，嚴格地劃分維新派和頑固派，或者說，隨意貼標籤，指定某些人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某些人是封建階級利益的代表，其實都很荒唐。當時的大勢所趨是非變法無以圖存，這個大家都知道。關鍵是有些人比較混蛋，就喜歡因循守舊，知道要變，但就不想變，寧可拖着，混一天是一天，苟且、麻木。歷朝歷代，都有這樣的人，而且還不少，但他們真能對歷史發展起決定性作用嗎？其實未必。
關鍵是改革的具體操作確實出了一些問題。維新派人士所面臨的政治結構是帝—後二元結構。所有的操作者，無論是廣東康梁這一系，還是東南沿海這一系，包括張之洞、陳寶箴這些握有實權的封疆大吏，他們都沒有正視帝—後二元結構這個基本的政治事實，而是都陷入了牝雞司晨的古老政治話題的迷思之中。他們都有一種抱負，就是想把所有改革的重任交給光緒帝，而忽視了西太後這個最不該忽視的人。此外，還有一個不該忽視的人——李鴻章，在朝中最有權力和影響的人。當時沒有人呼籲讓西太後主持變法，而事實上，依據後來新政的經驗，也就只有她才能把改革推向前進，但是所有人都把她忽視了。康梁這些人不僅忽視西太後，還常常給光緒帝上書，要求他“乾綱獨斷”。問題是，光緒能獨斷得了嗎？康梁還希望光緒帝能夠效法俄國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當然我們現在知道，明治天皇與彼得大帝無法等量齊觀，但在康有爲撰寫的《日本變政考》中，明治天皇被描述成一位剛毅果決的君主。康梁打造了兩個君主，然後讓光緒帝以之爲榜樣。光緒能學嗎？今天看來，光緒帝只不過是個很乖的小學生，有想法，卻不知道怎麼來實現他的想法。他最後提的問題是很荒唐的——怎樣才能既不惹惱西太後，又能鎮壓頑固派？這怎麼可能呢，也確實讓幾個小軍機們不知道如何處理。要說解決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光緒靠邊站，讓西太後出來主持變法。其實當時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個恰當的理由和時機，讓西太後出來堂而皇之地主持變法。畢竟她是最有權勢的人。而受人喜歡且合法性最強的光緒恰恰不行。他可能很開明，很上進，但他沒有權勢，沒有魄力，也不敢破釜沉舟地對抗西太後，所以只能逆來順受地接受西太後對他的蹂躪。
列強對於變法的態度
再來看一下關於列強在這中間的作用。甲午以後中國出現邊疆危機，首先是德國人非常蠻橫地佔領了膠州灣。在中國近代史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曾經這麼蠻橫，以傳教士被殺這樣的藉口，派來艦隊佔領了中國的一個港口，然後修了膠濟鐵路。德國人的野蠻行徑引發了列強強租中國港口的狂潮，比如俄國人租大連、法國人租廣州、英國人租威海。列強對甲午之後中國的生存境況存在誤判，他們普遍認爲，中國就像近東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一樣快不行了。十六世紀奧斯曼帝國空前強大，現在的北非和中東都曾是它的領土，但在十八世紀以後不斷遭受西方列強的攻擊，領土大多被*，國家主權也被破壞殆盡。列強認爲中國像它一樣，所以各國都想來佔一塊。而且如果中國被日本一口吞下，一個強大的日本將在東方崛起，所以列強希望搶先瓜分，從而阻撓日本的野心。瓜分狂潮迫在眉睫，而德國作爲帝國主義國家家族中的後起之秀，崛起時陽光下的地盤已經沒多少了，這個時候必須在東方搶佔一塊殖民地，所以就率先幹了這個事情。之前雖說俄國人在東北割佔了那麼多的土地，但畢竟是在遙遠的關外，因此在國內沒有引起太大的影響。而這個時候德國人的舉動就發生在山東，*裸的侵略行徑明明白白地展現在中國人眼前。中國人看到，列強就是希望把中國瓜分掉，因此由這件事所刺激起來的亡國危機意識無比強烈。也就是說，在戊戌變法前夕，列強的作用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人，同時也刺激了很多士大夫的“憤青”情緒，或者叫民族主義情緒。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列強還是很希望中國變法的，包括日本。所以西太後發動政變致使變法最終失敗時，列強非常不高興。在變法期間，西方列強在中國發行的報紙通常都是對變法作正面的宣傳報道和評價。很多傳教士都是維新派人士的老師，他們之間過從甚密。很多人會覺得這裏有矛盾，爲什麼它們既想瓜分中國，又希望我們變革呢？按照正常的邏輯，若是我們變法成功了，國力增強了，它們豈不就難以瓜分我們嗎？其實此時的西方列強，包括日本，對中國都有多重心態，我們不能認爲他們對我們就一種態度，即亡我之心不死。比如日本國內有一批人一直希望中國強大起來，這樣日本可以和中國一起聯手對抗西方。西方國家也樂見中國按照西方的模式進行現代化改革。我前面講了，其實西方人最看重的仍然是商業利益，這就需要開拓市場、加速流通。如果中國的改革能夠促進市場化規則的確立，那麼西方人和中國人進行貿易交流就更方便，他們所能獲取的利益也就更多。所以西方國家不希望中國亡國，這個對它沒什麼現成的好處。直接控制也是一種辦法，但是這樣成本很高。所以，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其實是存在內在分歧的，但我們卻常常十分籠統，或者說過於情緒化地將它們的心態強調成簡單的一種。如果我們先入爲主地接受這樣一種籠統的看法，我們就會發現歷史的很多事情是無法解釋的。比如爲什麼西方國家支持戊戌維新呢？日本甚至還曾經計劃把伊藤博文派來幫中國人變法。
民衆對於變法的態度
此外，我們還要考慮另外一個因素，就是在變法中，其實民衆和維新士紳之間產生了裂痕。這種情況在以前有沒有出現過呢？有，比如在洋務運動的時候，洋務派和民衆也曾有過裂痕，但沒有現在的這麼大。中國從洋務運動開始就提倡興新學，戊戌維新把這個繼承下來了，興新學一直到新政時期還很熱。但是興新學在基層變成了什麼呢？變成了侵佔廟產。不管是佛教的還是道教的，基層鄉村的士紳直接把其田產和房舍都佔了，特別是在江南一帶。當時很多廟產都屬和尚私人所有，寺廟和周圍的田產都是他個人的。很多和尚都偷偷娶妻，然後生兒子，並培養兒子當小和尚，等兒子長大後再把住持的位置傳給兒子。所以這一個家的生活都與寺廟發生關聯，或者說，當和尚對於這些人來說已經成爲一種職業。這職業不耽誤娶妻生子，還可以代際相傳，平時還能給百姓念個經、超個度，獲得一些經濟收入。而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需要有人來主持這些儀式活動的。現在一些人很憤青，說怎麼這些和尚這麼不守清規戒律。但事實上，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和尚的私生活怎麼樣，你該怎麼活跟我沒關係，我該上香就上香，該請人唸經就唸經，該做道場就做道場，因爲我們就需要你幹這些，在鄉村社會也只有你能幹這些。所以，鄉間的和尚都能過上安穩的日子，和尚做法、做道場實際上成了一種產業。當然，這種產業的法理性的確不是那麼強，私底下說還行，拿到面兒上來肯定還是爲士人所不齒的——自己生兒子傳衣鉢，這個明顯不像話嘛。所以後來鄉間士紳在強佔廟產的時候也是理由充分、底氣十足。雖然士大夫也喜歡唸經，也常常和大和尚聊聊天，但他們本身仍然有一種傾向，就是反佛。當和尚確實不守清規時，士大夫對他們就會更爲鄙夷。所以在這個時候，士紳就聯合起來把廟產強佔了。
但是，侵佔廟產、趕跑和尚後，出現了一個問題。寺廟雖然改闢爲新學堂了，但普通百姓的生活從此就缺了一塊了。平時老百姓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是需要和尚參與的，現在和尚被打跑了，那以後找誰去呢？比如，如果家裏死了人，找誰超度亡靈呢？普通老百姓得跑老遠，去找那些大廟的和尚做法事，得費好多錢。和尚和寺廟在鄉間存在了幾百年，這本身就說明其擔負着相應的社會功能，如果在摧毀之後沒有其他人或組織來進行彌補，事情就很麻煩了。太平天國起義之後，清政府其實也遇到了這種問題，就是起義軍把一切宗教信仰都消滅之後，民間會出現一股很強的反彈。而且，此時洋教在中國的傳播已經引起了底層很多的矛盾和衝突，雖然可能沒有我們後來說得那麼嚴重，但民間的確有一股很強的反彈情緒。洋教作爲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統，它在與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發生碰撞時，雙方的確可能會出現問題和摩擦。這個下一講我講義和團的時候會再講，這裏先做一鋪墊。
總之，無論是鄉土社會本身的改變，還是洋教的大規模進入，其實都使得大部分民衆對維新變法持一種不理解的態度。雖然當時他們沒有聲音，但一旦改革失敗，他們就會表現出一股很強的義憤。戊戌六君子被殺的時候，不少老百姓其實是叫好的，他們都認爲國家殺了奸臣。張蔭桓被變法牽連而發配新疆，沿途都有老百姓打他。對老百姓而言，康梁就是奸臣，甚至還曾經有過傳聞，說康有爲進紅丸想毒殺皇上。康有爲怎麼可能去毒害光緒帝呢，但這種流言被第一個人造出來以後就不脛而走，在京城傳得沸沸揚揚。在這裏，我們也必須提到另一個問題：對於變法來說，啓蒙可能是一個方面，而文化的改造一直會是個難題。這個難題一直困擾着近代中國的歷史選擇和變法取向。
戊戌變法一百天就完蛋了，然後中國就開始向後轉。這次埋葬變法的戊戌政變之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它直接導致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倒退。整個朝政，乃至中國政治都徹底地朝後轉，甚至很多洋務運動時期取得的成果都被否定。如果沒有後來的東南互保，那麼中國的這次大倒退簡直就太可怕了，幸好南方督撫達成了共識，使得倒退只是侷限在北方地區，但即便如此，造成的後果仍然是災難性的。
我們今天討論變法，而變法本身在中國就是一個永恆的話題。戊戌維新這一話題也會一直熱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就有很多人討論這話題，現在它仍然能引起學術界和社會的興趣。但我們一定要清晰地意識到它到底是件什麼事，不要總試圖依靠一些概念化、符號化的東西來看待它。一直用落後與先進，頑固與保守，以及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之類的話語，這其實是很荒唐的。誰是資產階級，是康有爲還是梁啓超，還是孫詒讓或是黃遵憲？要我說，誰都不是資產階級，也都跟資產階級沒什麼瓜葛，當時的資產階級，在戊戌維新時期，什麼聲音都沒有。（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