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阿松的關係在外人看來有些奇怪，名義上阿松是董事會主席，我是總經理，可是每每有大事都要由我說了算，具體的事情卻是要阿松去做，位置剛好顛倒過來了，其實那是因爲要照顧香港法律上的規定才那麼弄的，而我們之間的默契決定了我們各自的角色。其實我們兄弟之間已經不分彼此，兩家家人來往也很密切，阿松的小女兒拜我老婆做“契”（幹）媽，整天粘着我老婆，把我老婆哄的笑眯眯的，開心死了。兩個女人之間也好似特別談的來，就是要出去旅遊他們也可以很快的達成一致意見。她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優點就是都不去幹涉老公的生意，高興了她們還會用自己的私房錢跑到股市上去火一把，要是什麼時候我們這兩個老公發現多了件漂亮的襯衫或者是領帶夾什麼的，那麼就是他們在股市上有所斬獲了。還有時他們開心了會帶上兩家的老少去國內旅遊一趟，那時間多半在十天半個月左右，當然，那種機會是不包括我們的，我和阿松大多沒時間去陪她們。這次借考察之名帶她們出去國外旅遊，使得他們高興的像小孩一樣。
阿松的大姑娘已經出嫁了，女婿是香港理工大學的講師，主攻自動化工程的，人很好，就是有些書呆子們常有的呆氣，我們幾次想叫他出來幫老丈人的忙，可是人家就是不願意，說是對搞商業沒興趣，而阿松的大姑娘也是“女生外嚮”般的不幫老頭說話，弄的阿松好幾次的憋氣，我在傍邊看着直樂。這次我們要出去考察的事情不知怎麼叫小丫頭知道了，纏死纏活的也要去，好在她是大學放暑假，去了也好照顧她的兩個媽媽，考慮到這個我和阿松也就答應了。
我們從香港出發首先去了德國，一大早在法蘭克福機場下來後，找了酒店住下，阿松的小女兒陪着兩個媽媽去逛大街，我和阿松則租了一輛車去了盧森堡和荷蘭，在荷蘭阿松有不少親戚在那裏，幹什麼的都有，還有一些本來就是我們在荷蘭的某些商品的代理，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們在荷蘭參觀了幾個工廠，主要是現代化的電子工廠和紡織工廠，在那裏基本上已經沒有了工人密集勞動的場面，絕大多數工序都是用機器人代替的，因爲我們在荷蘭有不少業務，參觀的這些工廠的工作服還是我們給提供的，所以我們去看他們的廠還比較順利，否則他們是不給看的，當他們知道我們是貿易商後就放鬆了警惕。其實我們也偷不了什麼技術，主要是來看他們的生產方式的。
晚上我們又回到了法蘭克福，在歐洲，交通實在是方便，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把歐洲的各個大城市緊密的連接起來，我們從荷蘭回到法蘭克福不過用了個多小時就到了。
兩家人在一個比較有名的唐人餐廳裏一起喫晚飯，其樂融融，很是愜意，阿松的老婆和我老婆在那裏“唧唧咋咋”的說個沒完，小姑娘坐在那裏玩着剛買來的我們都不知是什麼的電子遊戲。這個時候的女人不需要丈夫“關心”也不需要丈夫的重視。我和阿松慢慢的品嚐着德國的黑啤酒，隨意的聊着參觀工廠的感受……。
第二天我們兩家又轉道去了瑞士，重點是看那裏的自動化紡織機械，我以前是搞紡織的，對這些很熟悉，而阿松可是開了眼界，弄明白了以前很多不清楚的工序問題。我們詢問了價格和技術指標，並要求他們把最先進的設備給我們公司報價，要求是包安裝和調試，並且還要附帶培訓我們的技術人員，由於這次我們是以客戶的身份去的，受到了很熱情的歡迎，女人們則跑到日內瓦去看阿爾卑斯山和日內瓦湖去了。
我們在瑞士的“蘇黎士”住了三天，又乘飛機到了漢堡，在那裏我們參觀了一些自動化機械工廠、汽車工廠、精密加工工業等，那些企業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從漢堡我們乘飛機直接飛到了美國的紐約，因爲紐約是個商貿金融中心，對那些我們暫時還沒有多少興趣，我們也不想去華爾街去弄什麼藍色籌碼、綠色通道，因此，在紐約我們沒有停留，直接坐火車去了底特律，在五大湖附近我們先後去“伯士頓”、“芝加哥”、“費城”、“匹滋堡”等重工業城市，一方面我們公司在這裏有許多客戶聯繫，我們的許多輕工產品是銷往這個地區的，另一方面我要看看這裏的現代工業的自動化程度，瞭解這些設備的行情，而那些美國人對於我們的到來也沒有搞什麼防範，那些生產汽車的工廠“可着”勁的讓我們參觀，我看的很仔細。女人們則去看尼加拉瓜大瀑布了。在美國東部展轉了幾天後，我們又飛到美國西部的“洛杉磯”，到這裏主要是想看看美國的硅谷，看看那些程序員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方式。一年多前阿松來買設備也結識了不少當地人，我們到來後有幾個華人社團還搞了個酒會大家聚了一下，他鄉遇故知也是人生一大樂趣嗎，從聊天裏知道這些社團裏面是什麼人才都有，不過在美國大多是寄人籬下，往往是做本行很鬱悶，做新行當又要放棄自己喜愛的專業，有的爲生活所逼迫不做本行已經多年了，其中有一個叫戴偉.李的原來還在通用公司做過總工程師呢，後來就是因爲自己是中國人而升遷不上去了，當他知道是這樣的原因以後一怒之下轉了行，目前在洛杉磯開了一個很大的整備車連鎖店。我和他聊了起來，那一口純正的北京腔他倒是一點沒有改，他說，如果有國內真正的辦實業的廠家，他願意免費爲祖國效勞，可惜來的不是貪官就是蠢材，對此他已經不抱希望了。我默默的看着他本想說點什麼可是後來卻說了一句“好好保重身體！”
在洛杉磯的後來幾天，我們忙着去見許多新客戶，還有，我和阿松抽空去了一次墨西哥邊境，考察了那裏的自然條件和資源，特別是我對那裏的菸草和辣椒的生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心裏琢磨着什麼時候中國有能像這裏這樣去搞集約化農業生產啊。
我們原來的計劃從洛杉磯回香港，半路上在日本停留，順道考察，然後就這樣打道回府了，可是老婆們不答應，小姑娘也推波助瀾，在她們的強烈要求和逼迫下，我們又去拉斯維加斯“賭”了一個晚上，我和阿松每個人都輸了500美元，在這樣的場合我們倆都沒什麼運氣，也奇怪，老婆們都贏了，還贏了不少，小女兒贏的最多，差不多贏了500美元，她們高興的一個勁的向我們做鬼臉，弄的我和阿松苦笑不得。
離開美國，我們坐聯合航空的飛機直飛日本東京，到達日本機場時，公司安排的翻譯已經在機場等候我們了，去其他國家我們基本上不需要翻譯，一行人裏除了我不大會英文外，人家個個可都是高手，阿松的老婆是他大學的同學，也是呱呱叫的英語，我老婆人家通過多年的自修英語又是長期在美國公司工作，說起來也不差，就連那小丫頭也是流利的口語，有時雖然是胡說八道，風馬牛不相及，但是人家敢說啊，逗的“外國佬”一個勁的“Good！”剛離開香港的時候，他們怕我一個人走不見了就在我的每件上衣或者褲子口袋裏放了一個卡片，上面用英文寫上我的國籍、姓名、聯繫電話等等，把咱當成弱智人士和老年癡呆症患者了，欺負咱不懂英語竟到如此地步，令我哭笑不得，其實簡單的幾句咱還是明白的，再說，咱不是還有“手機”嗎，可是他們就是要那麼“糗”我，我也樂得讓她們開心。可這會到了日本他們可就都不靈了，日本人說話發音是很像廣東人那樣是從喉嚨裏出來的，說話“霍、霍”的，日本人說的英語被公認是世界上最差的最難懂的英語，連他們自己都聽不懂，我早就知道這個情況，因此，我打電話叫公司在日本給我們請了個翻譯以備之需，當我一見那翻譯就心裏犯嘀咕了，原來是個日本人，他能說好咱中國話嗎？
翻譯幫我們在“箱根”找了個別墅住了下來，其後我和阿松就去看幾個工廠的設備，從紡織機械到電子產品，還有一些汽車生產廠。令人難受的是那個混蛋翻譯就只會翻譯常用的日語，就會說一些拍馬屁的中國話，一到有關技術方面的名詞就不靈了，急的那些企業的日本鬼子一個勁的“八格”。後來還是我想出辦法，我們和他們筆談，大多日本公司的高級職員漢字還湊合，實在不行再用英文筆談，總算是搞明白了一些技術問題，在價格方面由於人民幣升值，我和阿松感覺還不算高，比較起瑞士的要便宜，我考慮了今後的發展的需要，就主動的給對方留下了聯絡電話，建立了熱線聯繫，對方也指定了專門的部門和人員同我們聯絡，我們要求所有往來函件要用各自的語言，翻譯問題各自解決。
0多天緊張的考察就這麼結束了，我們回到香港，我老婆阿松老婆和那個小丫頭都玩的筋疲力盡，買回來的大包小包的把幾個旅行箱裏塞的滿滿的，回來後她們也不來“煩”我們了，我和阿松難得清淨的到中華總商會會館（我們早都是那裏的會員了）裏找個僻靜的地方安逸的聊了起來。
“阿松，你說香港爲什麼在幾次全球性或地域性的經濟危機中老是挺不住？”我喝着在香港難得品到的“洞頂”毛尖問道。
“我估計還是香港的經濟太開放和完全融入國際經濟的結果吧。”阿松思索了一會回答道。
“那麼新加坡就沒有融入國際經濟嗎？臺灣呢？還有韓國？”我繼續問他，阿松眨巴着眼鏡後面的雙眼，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
“比較起這幾個地方，香港缺的就是自己的工業，特別是基礎工業。”我一針見血的指出。
“上個世界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固然是國際經濟形式在起主導作用，但是不能不看到當時香港有自身的工業基礎，那個時候香港在塑膠花、服裝、鐘錶、玩具等輕工業方面都是世界最大的生產基地。可是經濟騰飛以後，香港的生活水準不成比例的大幅提高，人工上升的太快，地皮也不斷飛漲，弄的很多業者在香港開不起工廠了，正好趕上大陸搞開放，對外有60%的出口經由香港轉口，對內，提供非常好的政策用以吸引外資，於是香港大批的工廠內遷，或者要辦新的工廠也開在內地，基本上把香港搬空了。”我吹了吹茶杯上的熱氣。
“那麼內遷的工業還能算是自己的工業嗎？顯然不能算，在內地辦工廠只能得到的是經營的利潤，其他的是什麼也得不到，相關工廠企業周邊的各種服務和效益都不能在香港產生，也不能爲香港人所利用。當在內地辦廠的條件不再合適的時候，怎麼辦？再向哪裏搬？現在廣東一帶的人工也不便宜了，地皮的價格也是一日三變，許多工廠又面臨着十幾年前在香港碰到的老問題。有的又往更遠的內地遷，有的就乾脆停下來，那麼到將來再也沒有地方搬遷的時候怎麼辦？現在已經有許多在內地辦廠的已經經營不下去了，畢竟內地的各種稅費要遠遠的多過香港，還有辦廠需要的各種政府環境、治安環境等。這些都或多或少制約了香港對各種經濟危機的應對能力。現在香港的現象是有很多香港人是拿回了自己所賺的錢，可是又不知道投向何方，各種遊資在各種市場上無序的流動，一方面要找出路，另一方面會幫助洗黑錢和流入不是很正常的渠道，這也就是港人好賭的一個物質原因。錢作爲資金是不能生錢的，只有作爲資本的時候才能生錢，香港的遊資是世界上最多的，這些遊資在沒有正確疏導的結果只能是遊蕩在流通領域，或是被銀行或是被證券市場給套住，還有的就是被賭場、馬場、煙花場和娛樂業給喫掉，這些你都是知道的。”我點上一支菸。
“而在騰飛起來的香港確也出現了不少超級富豪，排的上世界前500富的就有好幾個，但是這些人中沒有一個是在香港靠工業致富的，後來也沒有一個去搞工業，香港慢慢變成大陸轉口貿易的中轉站，和對大陸投資的金融集散中心。看起來表面很繁榮，其實是建立在別人借道的收益和機會上，香港迴歸祖國以後，這種中轉的作用越來越小，借道的人越來越少。上海浦東的開發以及‘國家大貿’在各發達國家直接建立貿易公司的做法更是嚴重的削弱了香港的這種本來就很僥倖很脆弱的競爭力。”
“香港人原來引以自豪的就是‘我們香港人好捱得（能喫苦）’，可是現在的香港人挨的嗎？三十年的富裕生活造就了一代好喫懶做的年輕人，他們不負責任，沒有上進心，低級趣味，經濟不好是政府的錯誤，可是又有幾個年輕人去發奮思考一下在這樣的環境裏他們應該去怎麼做？有上大街去遊行的功夫還不如自己去辦點實在的事情。在失業率不斷高漲的今天，香港的低級工作還是全部是由外來勞工乾的，現在的香港人寧願在家裏等待政府救濟也絕不會去做那些抵擋的工作，這樣的羣體還能說能‘挨’嗎？還能指望他們在這個東方明珠去創造新的奇蹟？長此下去香港還挨的過去嗎？說句你不開心的話，如果不是你我連手，坦白的說，你能‘挨’的過去今天這樣的世道嗎？”我看着阿松沉沉的說。
阿松低着頭陷入深深的思考中。
“香港目前的富豪大抵分爲兩類，一類是在本土發展起來的，一類是來自大陸的‘爆發’戶，這兩類人大多都是用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去看待目前商場的競爭，他們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利益，這些人對於香港的市面繁榮和拓展旅遊資源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從香港的長遠利益看是有害的。而香港政府的工商政策由於是建立在自由貿易的基礎上的，對市場和社會結構只有引導的性質，根本談不上有顧及香港長遠利益的規劃和指導，也不能有什麼指令計劃，更不要說給辦實業的什麼優惠政策和待遇了。這樣的環境和政策無形中就鼓勵了香港人急功近利的心態，養成了‘什麼賺錢就大家一窩蜂的去做什麼’的習慣。你看。咱們弄了個影視公司，跟在咱們後面的起碼有三十多家，這樣的思路怎麼可以把香港從困境中挽救出來呢？”我說道這裏十分的感嘆。
“其實在香港辦實業最大的是兩個難題，一是高居不下的人工費用，會把生產成本的大部分給喫掉，二是地皮昂貴，建立工廠要麼花巨資購地，什麼時候能收回沒把握，要麼是高價租用廠房，道理同人工一樣，把在香港零關稅和低所得稅的優勢抵消的一幹二盡。這也就是說，要想在香港辦實業就必須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其他的如原料、輔料等等因爲沒有關稅，從運行成本上講，都要比國內和其他國家的低很多，我想了很久，這個就是我們新的突破口。”